1988年，澳门，马万祺走进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的办公室，手里没有带什么材料，神情却十分急切。他刚坐下，便把谈判中出现的分歧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澳门回归后，必须驻军。这件事不能含糊，请尽快向中央反映。”
这番话的背景，是澳门回归问题已经进入具体落实阶段。1987年12月，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此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逐步展开，驻军问题也被摆到了桌面上。
葡方提出的理由并不复杂：葡萄牙长期没有在澳门驻军，因此中国也不应在澳门派驻军队。表面看，这是在援引历史事实；但在中方看来，澳门回归后的防务安排，不能简单用殖民时期的旧状况来决定。
当时，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并不轻松。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来自内地和澳门各界，大家都明白，驻军不仅是军事安排，更涉及国家主权、特别行政区制度以及回归后的安全秩序。问题一旦处理不当，既可能留下政治隐患，也会影响澳门社会对回归的信心。
马万祺对此格外敏感。1919年出生于澳门的他，长期在当地经商和从事社会活动，曾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也是澳门工商界具有影响力的爱国人士。抗日战争时期起，他便长期生活在澳门，对殖民统治下澳门社会的复杂处境有直接体会。
在他看来，澳门有没有中国军队，不是“驻多驻少”的技术问题，而是回归后国家主权能否得到明确体现的问题。没有军队，并不等于没有主权；但在特殊情况下，国家没有必要的防务存在，确实容易让人产生疑问。
有意思的是，马万祺并没有把问题停留在法律条文上。他向王启人谈到澳门的治安状况，指出当地黑社会势力一度活跃，普通居民对人身和财产安全并没有充分信心。澳门警察承担日常治安职责，但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国家层面的防务责任不能由地方警察替代。
他说：“澳门一定要有驻军，这是主权问题。”又补充道：“有了解放军，澳门社会才有坚强后盾。”话不多，却把他的判断讲得十分清楚。
这次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马万祺离开后，王启人将有关意见及时上报。按照当时的工作机制，新华社澳门分社不仅承担新闻报道任务，也发挥着沟通中央与澳门社会的重要作用。来自澳门各界的真实情况，往往需要通过这样的渠道传递上去。
马万祺随后也向中央写信，说明自己坚持驻军的理由。他特别强调，澳门回归不是简单的政权交接，而是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既然防务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责任，就不能因为殖民时期没有驻军，便推导出回归后也不应驻军。
中央对这一意见十分重视，并就澳门驻军问题进行研究。最终，中央明确表示，澳门回归后一定驻军，请澳门同胞放心。这个答复传到澳门后，马万祺关心的问题有了明确结果。
1993年3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防务，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军队，负责防务。驻军的性质、职责和规模，由此获得了法律依据。
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曾代表中国政府郑重说明，澳门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派驻适量、精干的军队。所谓“适量、精干”，既表明驻军是主权和防务需要，也说明驻澳部队不会介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日常地方事务。
葡方后来曾在不同场合对驻军问题提出异议，但中方没有因此改变原则。澳门是中国领土，回归后由中央负责防务，这是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确定的制度安排，不能由殖民时期的做法来限制。
1999年，驻澳门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工作在广东珠海展开。部队官兵针对澳门的地理环境、社会特点和防务任务进行准备，进驻时间、路线、警戒和交接等工作也同步落实。
1999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进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命令。12月20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驻澳部队正式进驻澳门，开始履行防务职责。
从一场谈话，到一项法律安排，再到部队实际进驻，马万祺当年反复强调的那句话，最终成为澳门回归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注脚：澳门可以实行高度自治，但国家主权和防务责任，不能出现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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